北京中轴线体现了怎样的人文内涵？这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又如何绽放时代光彩？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姜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利芳。

集合中国古典城市规划设计大观

记者：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中轴意识由何而来？

吕舟：“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记载西周时期的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影响深远的著作，它提出的都城规划和布局思想被认为是理想王城范式。

姜波：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模式以《周礼·考工记》为发端，至曹魏邺城和汉魏洛阳城而初具轴线布局之雏形，到隋唐长安城始成规矩方正、中轴对称的城市模式；迨及元明清三代之都城——北京城，遂成中国古典城市规划设计之大观。

张利芳：“中”的意识来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观察、探索而形成的一套时空哲学。“中”最初来源于观象授时，地中测影，绳以经纬，并衍生出四方、四时、十二辰。由此可见，确定“中”才能规划出整个宇宙，整个时空宇宙由“中”统领。这套理论形成后，古人又用来指导社会运行。这是择中立国、择中立都、择中而治观念的哲学逻辑。

记者：北京中轴线的营建，基于什么考虑？

吕舟：1267年忽必烈在营建其新的都城——大都(北京的前身)时，创新性地筑中心台，标记都城的中心点，再根据周礼的都城制度，布局中轴线建筑群“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功能内容，在继承传统都城中轴线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城市形态。

随着对北京西北部水系的疏浚、整理，连接富庶南方的大运河直接与中心台附近的湖泊积水潭相连，这使得位于皇宫北部的“后市”得到了极大繁荣并延续至今。

于是，13世纪新建成的元大都，在城市中心部分形成了如此景观：登上高高矗立的中心台，侧畔是高楼矗立，南望是大运河码头形成的市场，市场与积水潭、大运河水系的粼粼波光相互辉映，更显得繁荣热闹；通过跨越运河的万宁桥，市场之南则是辉煌壮丽的皇宫，皇宫南侧是中央衙署；再南是大都城正南门——丽正门。在中心建筑群两侧，规划整齐的棋盘状街巷，太庙、社稷坛等重要建筑，分别位于城市的东西两侧，与中央建筑群交相呼应。由中心台、市场、桥梁、皇宫、朝廷衙署和城门构成的中心建筑群，就构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最初的形态。

张利芳：在考古发现中，一些数字也充分体现了中轴线的设计考量。2022年8—9月考古发现的永定门内中轴居中石路，其宽度为4.8米，即清尺一丈五尺。先农坛东外坛门先农门和东内坛门东天门的中间门道，均为国家行祭祀礼仪时的行进线路，其宽度也为4.8米。根据测量，正阳门至天桥距离为1.6公里，天桥至永定门距离也是1.6公里，均合清尺五百丈。档案中也有记载，天桥至永定门石路长五百丈，正阳桥南至天桥北居中石路长四百一十九丈二尺，若以正阳门城楼计算，则正阳门到天桥间的石路长度也是五百丈。上述尺度不是随意为之，均是都城空间设计时所运用的象数思想的折射。

具有历史完整性、延续性

记者：北京中轴线经历了哪些历史发展过程？

吕舟：1420年，明朝将北京作为其主要都城，并兴建了现存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主要部分。与元代中轴线建筑群相比，明代的北京中轴线格局更为严整。太庙和社稷坛被更紧密地排列在端门和天安门的两侧。作为城市管理建筑的钟鼓楼被呈南北布局地排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遵循古代南郊祭祀的传统，在正阳门外中轴线南延大道的东西两侧设置了天地坛和山川坛，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区域。明朝把这种布局形态，描绘为遵古制、循舆情，继承先人遗愿，为后世子孙作规矩。1553年，明嘉靖年间开始加筑北京外城，同年外城正南门永定门建成，它与正阳门相对。天地坛、山川坛被改为天坛和先农坛，成为外城中对称布局的主要部分，构建了外城城市的核心结构，形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的空间规模。

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全面继承了明代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和整个城市格局。1750年前后，清朝对整个北京城制高点——北京中轴线核心部分景山做了丰富和完善：在位于中轴线上的景山南麓建设绮望楼，供奉孔子牌位；在景山山脊上，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万春亭为中心，东西对称建设周赏亭、观妙亭、辑芳亭、富览亭；在位于中轴线上的景山北麓迁建寿皇殿建筑群。在经历了500年的建设、调整、重建、完善之后，北京中轴线已经臻于完美，其宏大的建筑体量，瑰丽的建筑色彩，俯瞰都市的宫阙御苑，庄严的坛庙，高耸的城楼、箭楼、瓮城，从北向南纵贯整个城市。在周边院落屋顶、街巷绿树的衬托下，北京中轴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理想都市形态最为完整、壮丽的范例。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最早指元大都的城市轴线，从钟鼓楼到丽正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完善。明初将大都南城墙南拓至今正阳门一线，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此。丽正门外的轴线在南郊建成山川坛和天地坛后初具形态。明嘉靖年间建设外城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轴线正式形成。至此，中轴线从钟鼓楼延伸至永定门。清代时，将寿皇殿移至中轴线上，在景山建设五亭，在天桥以南、御路东西左右对称建立两方石碑，这些都完善了中轴线空间格局。

记者：进入近现代，北京中轴线又经历了什么变化？

吕舟：1912年开始，北京中轴线上昔日的帝王禁地，逐步转变为博物馆、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休憩、进行文体活动的区域，天安门前原宫廷广场，也被改造和开放为城市公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家庆典和礼仪活动的场所。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年遵循北京中轴线传统的对称原则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成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天安门广场成为国家礼仪活动的中心，继承了北京中轴线所承载的国家礼仪传统。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在规划上尊重和延续了北京中轴线的规划思想，体现了“中”“和”的哲学思想，尊重了“左祖右社”的布局理念，国家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置于中心位置；将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祭祀祖先的太庙对应，选址在中轴线东侧；将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和国家礼仪活动的人民大会堂与古代象征国家的社稷坛相对应，选址于中轴线西侧，又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均衡对称，体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完整性和延续性。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是一条一直生长着的轴线，是一条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至今仍对城市规划建设起着重要影响。

填补东亚地区城市形态类遗产的空白

记者：北京中轴线有什么历史文化内涵？

吕舟：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文化对秩序的追求，展现了理想都城严整、宏阔、壮丽的景观特征。北京中轴线是中国现存历代都城中能够完整体现都城系统礼仪秩序、规划思想的，具有突出代表的历史遗产。与其他区域案例相比较，其展现了中华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此外，北京中轴线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城市形态类遗产的空白。

姜波：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突出典范，中轴线上的建筑，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无一不成为经典，无一不成为楷模。同时，北京中轴线也是古代中国儒家礼仪制度的城市载体，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礼仪制度中“体天象地”等思想。

北京城，特别是中轴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东方的人居传统和审美情趣。

张利芳：北京中轴线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最深层的还是中华文明执正守中、礼序天下的价值观的体现。从考古角度来看，以天桥和正阳桥为例：天桥处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正中位置，反映了在设计时对都城空间尺度和秩序的把控；正阳桥是内城9座城门外桥梁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座。2021年至2023年初，在正阳桥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具镇水兽。其身躯硕大，身长达3米，体量远超万宁桥的4具镇水兽，足以证明正阳桥规制之高、规模之大。天桥、正阳桥是北京中轴线上独具标识性的文化遗产，是空间秩序和礼仪秩序的表达。

记者：北京中轴线产生了什么国际影响？如何更好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张利芳：近年来，我们先后发掘了正阳桥遗址、中轴道路及附属遗存、天桥遗址等。道路、排水沟、桥梁等的发现，补充、完善了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南段的遗产内容，实证了北京中轴线的真实性、完整性，生动再现了北京中轴线南段历史场景。我们将加快考古资料整理，深化考古成果阐释，为新时代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贡献更大力量。

吕舟：北京中轴线独特的文化特征、城市景观与审美意趣是13世纪至今中国都城规划礼仪秩序空间表达的杰出范例。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价值阐释，讲述中国文明发展历程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之一。北京中轴线就是这样一篇展现中华文明历史与文化的壮美故事。我们要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契机，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姜波：北京中轴线设计的城市规划思想，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成为世界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中的东方经典。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是一件任重道远、泽被后世的大事。接下来，我们要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原则和理念，做好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让独特的世界遗产永葆青春，绽放新时代的光彩。(本报记者王珏何思琦)